（侯伯宇先进事迹报告讲稿之五）
各位领导、各位老师、同学们：
大家好！我是陕西日报记者赵岩，我报告的题目是《一份迟来的报道》。
2011年11月底，我接受了一项特殊的采访任务，去采写已经离世的我国著名物理学家、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侯伯宇教授。临行前，我们陕西日报社的社长、总编跟我提到，侯伯宇教授生前一直不愿接受媒体宣传，报社曾经多次联系采访他，都被他一一婉拒。所以，这次报道，也可以说是一次迟来的报道。听完这番话，我以十分崇敬而又有些忐忑的心情，接受了这项特殊的采访任务，也开始了我记者生涯中一次难忘的精神之旅，一场深刻的灵魂对话。
这的确是一次不同寻常的采访。我报道的主体人物已经不在人世，也因此，让我走近了更多的采访对象，感受到了太多人对侯伯宇教授由衷的敬佩和推崇。从学校领导到普通教师，从侯伯宇教授的学生到他的亲属，从西安到北京，他们中不乏学界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。每一个人的追忆，每一个人的讲述，每一个人眼中的侯伯宇，都是那么相同而又不同——他是所有人公认的“视学术为生命”的真正学者，是几代学生心目中爱戴景仰的导师；是国际理论物理学界重量级的人物，是高等教育战线为人师表的范本；是李政道、杨振宁眼里优秀的合作伙伴，是妻子曹淑霞心中“这一辈子的天”……在历时一个多月的采访中，我努力记录着侯伯宇教授不平凡的人生，记录着他辉煌卓著的成就，他那崇高的追求、博大的情怀和闪光的精神，以及晚年痛失独子独孙的悲怆经历，让我震撼，让我深思，时而激荡，时而沉痛，止不住的泪水一次次打湿了键盘……
2010年10月9日，侯伯宇教授的追悼会在西安三兆公墓庄严举行。那天，许许多多在他生前受教、受益、受过影响的人，许许多多熟悉和不熟悉他的人，放下手头的工作，从四面八方赶来，为这位可敬的学者、坚强的老人送上最后一程。西大的草地啊，燃起了师生们对这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寄托哀思的点点烛光；长安的古柳啊，记下了这位一代知识分子从清华园西行45载的的风雨人生！多少人在他的灵前哀恸不已，就连苍天，也禁不住在为他送行的路上，洒下了滂沱的泪水。
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侯老师啊，你的学生杨文力看你来了！ 还记得2007年的冬天，是你把他从国外召回进行课题研究，你说，有一项新的重大发现，值得我们为之付出精力。那天，刚下过雪，天很冷，地很滑，杨文力知道你已77岁，三个月前又刚刚失去心爱的儿孙，就打电话劝你别过来了，可你坚持要到物理所来。整整一个月，没星期，没礼拜，天天讨论。期间，杨文力多次想询问你家里的不幸，可是看你那么投入，那么忘我，几次欲言又止，最终竟没敢、也不忍再去触动你内心的伤痛。
侯老师啊，你的学生冯俊看你来了！记得2009年，你被查出得了癌症，由于发现的晚，你在治疗初期就做好了难以根治的心理准备。考虑到课题还未完成，你向医生请求能够保存工作科研的最低体力。医生说，膀胱癌患者五年的存活率还是比较高的，但八年就不好说了。你乐观地回答：五年足够了！住院期间，你让学生将文献分门别类带到医院，只要身体条件允许，你就在病床前给学生们继续讲课，即便是在去广州治疗的路上，在机场，你也是忍着病痛坚持讲解文献。
侯老师啊，你走了，但你留给学生的，实在太多太多！
侯伯宇教授的学生告诉我，他是深爱着物理，把它当成了生命，任何事情都不会让他停下这种追求。对科学理想永无止境的探索和超越，就像一道强大而耀眼的生命之光，照耀着他人生的漫漫征程。文革初期，外面动乱不已，他在中科院和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同住一个宿舍，同样痴迷于科学，即使是在那样的年代，他依然勤奋钻研，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成就。改革开放以后，正当壮年的侯伯宇教授，更是以巨大的热情和忘我的精神，献身科研。90年代以来，虽然年事已高，但侯伯宇教授对科研的激情和执着，感染着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，有一次，他去澳大利亚参加学术会议，期间主办方安排去昆士兰的一个黄金海岸观光，他没有去，而是抓住所有的时间，和澳洲专家进行交流。许多外国专家提起他，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到后来，他总是学术会议上年龄最长的那位，但他留给大家的印象，却总是那么精力旺盛，充满活力。学生们说他平常是一个很安静、不苟言笑的人，可一旦进入课题讨论，简直像变了个人似的，思维活跃，滔滔不绝，有一次甚至打翻了茶杯都顾不上扶。他是整个圈子里公认的勤奋，对科研简直是玩命。那么大的年纪，又取得了那么高的成就，很多人到了他这个年龄，都会出于各种原因放慢了学术研究的脚步，而他依然奋战在物理学教学科研的第一线。
他的学生们告诉我，侯伯宇教授忠于自己认定的某件事。他入党时已经很有名了，他不是把入党作为一种政治砝码，他不需要这个，他是忠于自己的信仰。从青年学生到半百老人，他为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，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政治考验。学生冯俊说，侯伯宇教授平常很关心国家大事，每天的《新闻联播》是他必看的节目。有一年，西安拉响了纪念“九.一八事变”的警报，他和学生提到抗战时期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苦很苦，一名学生轻描淡写地说：“知道。”听了这话，侯老师情绪激动地说：“你们知道什么！”说完，竟然眼眶发红，难过的说不下去了。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，国家、民族，责任、忧患，理想、信念，这些对侯伯宇教授来说，不仅仅是概念中的东西，而是深深地融入了他的血液，并化化作自觉的行动。
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需要面对许许多多的诱惑。名声、金钱、地位……等等。采访中，西大的老师们常常跟我提起侯伯宇教授的学者风范，尤其是他的“三个拒绝”——拒绝不负责任的推荐，拒绝不讲原则的说情，拒绝不关学术的虚名。
杨文力老师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。他刚做侯伯宇教授的博士时，正逢出国热盛行，许多同学都知道侯老师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的声望和影响，希望能经由他推荐出国。可是他们找侯老师一说，却被侯老师拒绝了。当时杨文力觉得很不理解，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再问此事，只是一门心思扑在学业上。毕业后，他准备申请到日本的一家科研机构从事课题研究，需要导师的推荐信。但是因为侯老师当初的态度，迟迟不敢提。后来有一天，杨文力在自己的电子信箱中，发现了一封署名侯伯宇的邮件，上面只有一句话：
“如果你要申请去这家科研机构工作，希望我写推荐信的话，我非常愿意。”
这简直太意外了！杨文力大喜过望，出国的想法最终变成了现实。多年后他终于问起此事，侯老师告诉他：“你们那阵子还没有踏踏实实学到东西，即使给你一个机会到国外去，也不会有下一个机会。我之所以说那番话，就是希望大家完全地静下心来，真正的去做学问。”正因为有侯伯宇教授这样的言传身教，他所带出的学生们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做出了一系列骄人的成绩。
侯伯宇教授平常没有时间也不愿意去把精力花费在其他方面，尤其反对学术以外的应酬交往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一次，一位中科院领导到西安。此前，侯伯宇教授和这位领导彼此很熟，西北大学校方也希望侯教授能借此机会，去看望一下这位北京来的领导。而那一年，恰逢侯伯宇教授申报院士，在一些人看来，这正是难得的机会。可是，伯宇教授坚决拒绝了。类似这样的情况，何止一次！
物理所协助侯老师工作的几任副所长告诉我，有关侯老师的几篇报道都是他们背着侯老师完成的，而侯老师每知道一次，就批评一次。很多年前，有一次，国内一家知名媒体要报道他，他照例拒绝了。后来是赵弘毅老师自己写了篇报道发表在《文汇报》头版头条，侯老师回来后批评了他一顿，说，“以后不经我的同意，决不能宣传我。”
这就是侯伯宇教授，他的拒绝，恰恰印证了他对学术理想和学术道德的执着与坚守。
今天，我把这篇迟来的报道讲给大家，作为一次采访，我的任务暂且告一段落；但作为个人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和对社会、对大众有价值的传播，侯伯宇教授的光辉事迹和伟大精神将永远流传。
谢谢大家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