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侯伯宇先进事迹报告讲稿之四）
各位领导，同志们：
我叫杨战营，是西北大学物理系教师。我报告的题目是《永远的导师》
侯伯宇教授是我的导师，更是我一生最为敬重的人。从1998年开始，我有幸在侯老师的指导下开始理论物理学研究，先后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业，毕业后留校任教。在长达12年的相处中，侯老师对学术的不懈追求和满腔热情，始终影响着我，激励着我。
侯老师课堂上没有豪言壮语，生活中也是个话语不多的人，但是他却用自己的一生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纯粹学者的榜样，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。
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，是由侯老师开创的理论物理研究的重镇，更是青年学子心目中的科学殿堂。国内众多名校的本科生之所以报考这里的研究生，都是对侯老师慕名而来。我在攻读研究生以前就已经知道，侯老师的研究始终走在国际理论物理的前列。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先生与美国国家实验室乔玲丽博士合作，推导出一系列非定域守恒流的结果，运用对偶变换找到了所有无穷多个守恒流生成元的办法。这一研究成果被学术界冠名为“侯氏理论”。杨振宁等科学家用“非常漂亮”、“强有力的”、“很优美”等词语，称赞先生“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”。新华社还以“中国的骄傲”为名，展示了包括“侯氏理论”在内的20项“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现代科技成果”。
跟随侯老师一起学习和工作这么多年，我们从没听他提起曾经获得过那么多的奖励和荣誉。别人问起来，他总是淡淡的说，“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我们现在要往前看，重要的是做出新成果。”
多年来，侯老师始终保持着对国际物理学前沿热点问题的敏锐洞察力。让我们物理所的学生和老师们倍感幸运的是，因为侯老师在国际理论物理界的影响，不仅邀请到了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在内的、众多国际一流学者前来学术交流，也让我们有机会走出国门开拓学术视野。正是这种“立足西部，直达国际前沿”的魄力，才培养了一批在国际上颇有建树的理论物理学者。
侯老师指导我进行学术研究时，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。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，是他渊博的学识和扎实的理论功底。侯老师是理论物理学家，但是他的数学造诣也常常令人叫绝。每次讨论中，我们问到数学问题，他会立即翻开数学书，把公式和概念找给我们看。一本数百页的书，很多页面上都密密麻麻写满了注解。他对数学物理方面的学术文献特别熟悉，当讨论到某个问题时，他都能立即找出有关文章，一下子就准确地翻到那一页，告诉我们答案。
让我们这些年轻人自叹不如的是，侯老师惊人的阅读量和过人的阅读速度。几乎每次课前，侯老师都会抱来一摞厚厚的文献材料，多达几十份，我们总是感觉压力大，看不完。特别是理论物理的前沿课题，往往艰深难懂，起初的时候我们还经常怀疑，侯老师是否自己读完了这些文献。但是一旦进入讨论中，我们就会发现，针对不同的文献和每个学生不同的特点，他总是逐一划出阅读的重点，找出问题、选对切入点、探讨解决方法。侯老师对文献的熟悉程度，对数学物理最新成果的理解程度，以及他思考问题的深度，总是让我们心服口服。
大家知道，学术论文是科研成果最直接的体现。侯老师对学生和老师论文的数量从不做要求，但是特别强调论文的质量。有的同学为评奖学金、为将来找工作急于发论文，侯老师就劝他：“既然搞学术，就要耐得寂寞”；有的年轻老师为评职称，将一篇论文的几个部分拆成几篇，投往不同的学术期刊，侯老师会毫不客气地说：“怎么能这么干？不能为了名利毁了自己”。所里有老师申报国家科研项目没有成功，情绪特别低落时，侯老师就会鼓励他：“不要总是希望一次就成功，不要怕挫折，要有做分母的精神和勇气。”
在西北大学物理所，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发表的科研论文，都融入了侯老师的指导思想，但是侯老师从不计较署名问题。对于所里申报和最终获得的各类重大科技成果奖，作为学术带头人的侯老师，在排序问题上，总是将年轻人推在前列；在奖金分配上，总是照顾年轻人。许多科研奖励发到所里时，当时参与课题的一些研究生已经毕业，但是侯老师依然会坚持把奖金通过各种方式交到本人手上。
对于侯老师来说，科学研究已经融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，至于能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声望和利益，他却考虑得很少。有一次，我在帮助他整理申报院士材料时，发现他居然舍弃了一些影响因子非常高的论文，反而收录了一些发表在普通期刊上的论文。对此，我非常不解。侯老师解释说：“有些论文虽然发表的期刊档次很高，但是实际学术价值，并比不上另一些发表在普通期刊上的论文，要选就选那些更具有生命力的文章吧”。侯老师的淡定与从容，让我仰慕之余，心底里，又对他多了一份深深的敬意。
谁也没有想到，侯老师会在人生最后的三年里连续遭遇重创，更让我们无法想象的是，一个年届八旬的老人，会把常人难以承受的万般伤痛深深地埋藏在心底，坚持科研探索，一次又一次加速自己的时间表。
2006年4月，侯老师发现可以把量子场论的研究和数论中Langlands纲领结合起来，这是一个难得的投入到国际竞争的机遇。于是，邀请到北京、广州、合肥等地的国内一流的学者共同研究，这也是侯老师参与的最后一个国家级科研项目。
长达四年的时间里，侯老师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。他和合作伙伴、首都师范大学吴可教授约定：免去一切应酬，无论是在西安还是在北京，互相不请吃饭，不要人陪，吃饭就在对方食堂用餐。他对时间十分珍惜，把有限的时间全部都用在了学术上。
2009年10月，侯老师出现尿血现象，为了不影响月底在北京的学术讨论，他一直没有声张。到北京后，他就立刻去中科院晨兴数学研究中心作报告。当天夜里，他的病情突然加重，到北京空军总医院进行了紧急治疗。但是第二天早上，侯老师依然坚持做完了报告。
返回西安后，他被确诊患上了膀胱癌。对于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结果，侯老师表现出了令常人无法想象的平静。
为了争取时间，不影响工作，他请求医生进行保守治疗。后来病情加重了，侯老师最终同意手术。手术后半个月的2010年1月4日，身体还非常虚弱的侯老师就来到了办公室，发送电子邮件邀请吴可教授春节后到西安继续进行研讨。
也许是预感到自己时间不多了。寒假期间，侯老师还多次电话邀请合作伙伴来西安进行学术讨论。不幸的是，他的病情迅速恶化，几位教授来西安的约定没有成行，侯老师先后两次急切赴京的愿望最终也没有实现。
4月底，侯老师又作了第二次手术。虽然他仍然向合作伙伴们报了平安，但是此时，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。
可是，直到这个时候，侯老师依然放不下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，放不下手中的书。当我陪同侯老师去做检查的时候，他还拿着最新的论文在研读。我记得当时，他对推轮椅的一位护士说：“请您推慢一点儿，我要看书。” 一句话，让我们再也忍不住眼中的泪水。
卧床之际，他自己不能看书了，就让我们读给他听；再后来记忆思维衰退了，就只能敦促我们不能放弃、继续完成这个课题。
2010年6月底，侯老师病逝前的3个月，他应邀完成一本学术著作中有关自己学术成就内容的撰写。在文章的结尾，他满怀豪情地这样写道：
“我誓借几何Langlands研究这一机遇，以创新湮灭顽疾之苦痛，以创新来消灭死。誓以我有生之年，在国际竞相攀登科研高峰中顽强登顶，以作为最后的礼物。”
有关这段文字，在侯老师最后的日子里，他还不止一次地向我们提到：“我很幸运，在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上天给了我最后的一份礼物”。他所说的这份礼物，正是“数学中的几何Langlands纲领如何在量子场论和弦理论中实现”。这是一个多领域交叉的课题，属于当今国际数学物理的前沿领域，相当于数学上的“哥德巴赫猜想”，全世界许多物理学家都把它作为渴望实现的科学梦想。
遗憾的是，没有等到梦想实现，2010年10月6日，我们亲爱的导师——侯伯宇先生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回想起9年前的2003年，我博士毕业时，北京一所大学看中了我，并承诺解决住房和我妻儿一家三口的户口问题，但是我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在西北大学，留在物理系，因为我知道，老师还是希望我留下，而我更希望追随侯老师，继续我的教学和科研。
现在我也成为一名理论物理学教授，当我怀念我的导师侯伯宇先生的时候，仿佛站在夜空下遥望天河中闪亮的星辰，侯伯宇先生，不仅是我学术的导师，更是我人生的导师，是我永远的精神导师！
谢谢大家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