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侯伯宇先进事迹报告讲稿之二）

各位领导，同志们： 　　我叫刘景钱，是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原副所长。我报告的题目是《他的人生像一座灯塔》。 　　作为侯伯宇先生曾经的助手，我和他有过十多年朝夕相处的难忘经历。在与他生前共事的日子里，耳濡目染先生治学、教书、育人的点点滴滴，感受着他看似平静生活中那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，我时常会被这位老人曲折的人生经历和伟大的精神力量深深震撼！先生半个多世纪对自己信念、信仰的执著与坚守，先生贯穿一生对学术理想和学术尊严的不懈追求和维护，就像是一座灯塔，照亮了后来者人生的方向。 　　如今，先生已经离开我们整整18个月了，回想起他的身影、他的笑容、他那睿智的双眼，我仿佛又看到，他就坐在所里的办公室，醉心于科学王国的探索，随时准备把他钟情的理论物理领域的前沿成果，与学生一同分享…… 　　在我的记忆中，先生是一个为了理想百折不挠、奋斗终身的人。他出身名门，父亲是东征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侯镜如。先生幼年时期，正值民族饱受欺凌，神州遍地烽火，跟随父亲辗转全国各地的他，决心“学习物理，以便造出更好的武器”，从那时起，建设一个强大祖国的理想就深深地刻入了他的脑海。 　　青年时期的侯伯宇，是一位成绩优异、才华横溢的热血男儿,他向往新中国，向往共产党，他的每一次人生重大抉择，都和国家需要、民族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…… 　　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前夕，他毅然放弃出国机会和台湾大学的学业，克服千难万阻，转道香港，回到北京；1951年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，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他，毅然投笔从戎，报名参加志愿军，并将父亲给他四年的学费、生活费共计1000美元全部捐出；1953年，新中国急需既懂外语又有数理基础的人，他放弃了重返清华园继续深造的机会，赴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当了一名俄语翻译；1956年，国家号召 “向科学进军”，他积极响应，考取了地处西安的西北大学物理系；1973年，他从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并工作多年后，再次离开北京，重返西大。从此，他把近40年的后半生奉献给了西部的教育科学事业。侯伯宇先生的人生轨迹充分证明了：祖国的需要高于一切！把个人的知识、才华融入国家利益，是他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体现！ 　　先生爱国也爱党。对他来说，人生最大的理想莫过于两点：一是在科学的殿堂里尽情翱翔，勇攀高峰；再就是能够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人。从20岁起，他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但，由于父亲曾是国民党将领、自己还曾在台湾读书3个月的“历史问题”，入党一再被搁置，在后来的几次政治运动中又屡受牵连。但是，先生始终无怨无悔，不言放弃，先后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，终于在50岁那年圆了心愿。30年的时间，先生向世人证明了他对自己人生信仰的执念与坚守。他的一位学生入党了，他真诚地表达祝贺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干我们这一行，成为党员，并没有任何现实的好处。只是当了党员，你得更严格地要求自己，学术上要认真肯干，生活上要不计名利。” 　　先生是这样对学生说的，自己更是这样做的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先生是一个专注于学术、视学术研究为最大乐趣的人。他的生活平静而有规律，夫人曹淑霞老师讲，他一年365天，甚至有364天都在工作，即使大年三十也不例外。 　　走进先生带领下的现代物理研究所，外界的喧嚣、浮躁似乎被无形地过滤，无论是先生在学术上前瞻性的引领，还是弟子们专心勤勉的追随，这里始终充溢着浓厚的学术氛围。偶尔，你也会看到先生和弟子们争得面红耳赤的情景，但更多时候，先生就如一只领头的大雁，又如一座坚实的人梯，一边发现，一边引领，一边成就着物理所的青年人才。 　　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先生以自己的学问和人品，感召着痴迷于数学物理研究的年轻人，一些归国留学人员放弃了北京、上海等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优厚待遇，而甘愿来到条件相对较差的西部，融入到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这个团队中。他就像一面旗帜，以自己特有的影响力，团结、汇聚了一支优秀的科研力量，带领他们潜心研究，跨越高峰。 　　研究所的规模虽然不大，却获得了一系列国家级、省部级科技奖，在国际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0多篇，研究成果始终站在国际理论物理的前沿，在一些人并不看好的西部，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。许多外国朋友是通过先生的学术成果才知道了侯伯宇这个名字，也才知道了中国的西北大学。 　　在先生带出的7名博士后、20多名博士生和20多名硕士生中，有15人成为国际知名的学术带头人，6人获得德国洪堡基金，4人获得日本学术振兴基金，5人获国家和省级科技进步奖，3人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。学生李卫、顾樵的研究成果被国际学术界冠名为“侯-李变换”和“顾效应”。他和弟弟侯伯元合著的《物理学家用微分几何》，影响了几代物理人。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戴元本和朱重远教授所评价的：“侯伯宇为我国理论物理队伍培养了一大批人才，特别是对于得到广泛认可的我国理论物理‘西北军’的形成，做出了重大贡献。” 　　先生如此学高声重，桃李芬芳，但他却是一个淡泊名利、自律谦和、处事低调的人。他从不接受媒体的任何采访，更不愿意宣传自己。每当被人说到“侯氏理论”是“中国的骄傲”时，他总是很反对，认真纠正说：“我做的是基础工作，算不上“中国的骄傲”，那些造出“两弹一星”的元勋们才是中国的骄傲”。有一年校庆，学校宣传部的同志想拍摄一些他的影像资料。他说：“我一个老头子有啥好拍的，要多宣传宣传年轻人，他们才是我们事业的希望啊。” 　　刚接触先生的时候，觉得他似乎有些冷淡，总是若有所思，脚步匆匆，除了学术问题，很少与人谈及生活琐事。可是，相处久了，我慢慢体会到，先生其实是一个内心炽热、非常仁慈的人。他自己的生活很粗心，家里的事不管不问，全由夫人打理；但学生出差，他却千叮咛万嘱咐，极其细心。他知道所里的石康杰老师晚上经常会看书熬夜到很晚，每次轮到石老师上研讨课时，他总是特意打招呼安排第二天晚开课半个小时，好让石老师多休息一会儿。 　　先生的生活一直十分地俭朴，他最常穿的中山装和夹克，都是洗了又洗，有的颜色已经发白，仅有的几套好西服要到有重大外事活动时才穿。先生去世后，许多人到家里才看到，他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的旧家具，墙壁也泛起了暗暗的灰色。但是，他的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，几乎都受到过他的资助；他的许多研究生参加暑期学校或者学术会议，都是他自掏腰包支持他们去；在学校还没有条件给研究所安装空调的时候，又是他，用自己的科研奖金给大家的办公室装上了空调…… 　　以先生的地位和声望，他完全有条件为自己捞一些所谓的“好处”，但是在利益面前，他从不伸手。记得有一次，他出国回来报销差费，发现多出了几十块钱，就问“怎么报多了？”所里的老师告诉他，是因为汇率变化带来的差价。他一听赶紧说：“快退回去！快退回去！”坚持退给了财务处。学校实行绩效工资改革，他说：“我的工资最高拿到二级教授就行了，上要封顶，多余部分奖励给其他人，他们没我拿得多，更需要钱”。他常常出国讲学，可从来不带家属同行；他参加学术会议，也从不参加观光游览；他的手头始终承担着国家级的科研项目，但他从来不多花一分钱。侯先生有深厚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，但他从不在人面前提起，更不愿为了某种个人的目的去奔波走动。 　　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不光以自己深厚的学术造诣影响大家、更是一位用博大的胸怀温暖大家、用高尚的人格折服了大家的人。 　　先生的生命虽然陨灭，但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学术财富和精神遗产，必将成为一代又一代学人成长、向上的巨大力量。他的人生就像一座灯塔，永放光芒！ 　　谢谢大家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