弟子们私下里都叫他老侯，感觉比叫侯老师更亲近。
老侯生前每一批院士遴选都有参选，也无一例外的落选。每次重新准备参选材料，都是一丝不苟，像第一次那样，近乎庄严地去撞那堵看不见的墙。看他那虔诚劲儿，做弟子的都无不汗颜。
老侯是个极聪明的人，他心里明白，要当上院士还需要整点有用的，比如摆个场子、练点书本上没有的功夫，嘴里要能念念有词，看起来就更像个大把式了。或者干脆拜个码头，入了别人的场子练练绝活儿，也能成。可他偏不这样做，硬是要用他的“纯学术”、以“纯学者”的姿态再去撞那堵墙，像第一次那样，郑重其事。他的执著劲儿，足以令观者动容。
现如今的学术界已经有点官场化，老侯算是个异数，有点像唐·吉可德，不识时务。我在私底下早已给了他一个头衔，叫做“非院士”，这在我个人心目中是独一份的尊崇了。
我有幸在大学刚毕业就投奔老侯门下，执弟子礼，凡二年。他请了复旦的倪光炯来给我们讲高等量子力学，理论物理所的朱重远讲量子场论，内蒙古大学的侯伯元讲微分几何，都是当时国内的一时之选，让硕士生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。等这批学生做论文时，我已出国了。后来在美国又作了十年的高能实验，却一直没有跟老侯探讨过物理。跟自己的导师没探讨过学问，我在学生里也算是个另类了。虽不无遗憾，但他对我的影响却是一生一世的。
师之为师，唯人道耳。
做人之道，是为人师表的根本。已年近半百的我常品味做人的道理。如何做到正，做到端？什么时候该笨，什么时候该有担当？所有这些，老侯都没有跟我谈起过，但他都为我们做到了表率。做他的学生不过两年，但只要有可能，我都会自我介绍是“老侯的学生”。我是心存了一份骄傲的！当初决定追随于他，主要是为他的伟大人格感召，我没有失望。我用了伟大这个词不是夸张，我是有体验到的。
我大学本科念的是清华物理系。学校好、老师好，同学更好，唯独对校内党团系统的运作极其反感，总觉得他们故意把人往坏里教。打定主意读研要找一个不虚伪的地方。
于是便找到侯伯宇，他在西北大学。虽非名校，吾往矣。
第二年，1986年10月，遇到一件事，让我亲身体会到老侯的人格力量。那次因为与西大子弟冲突，对校方的处理方式不满（保卫处将被打的我们抓起来审了一晚，把打人的流氓全放走了），我们动员了上千学生游行示威，还通知了很多记者来采访，最后把省政府办公楼给围了起来，喊“省长出来”。事情闹大了，自然逃不了被秋后算账。后来被老侯明抗、硬顶，居然让我们躲过了一劫。之后的岁月里，我是一走了之，老侯和几位师兄弟们没少被人揪辫子。
后来导致胡耀邦下台的学潮闹起来时，我正被老侯关禁闭，没有参与。1989年“六四”时我在国外，也没有直接参与。不过我越来越明白了为什么老侯为了我们几个学生的事儿，会那样着急火燎。到处打听我们的下落，甚或大包大揽，当着省里领导的面，坚持要亲自带我们回家，由他来教育我们。他铁青了脸，拉住我们不放手，毫无商量的余地。他是在救我们，他知道后果可以很严重，而我当时是什么都没想明白。
20年前，能如此待学生的老师并不多。现如今，有这般担当的导师就更少了。他的人格不伟大吗？我觉得我很幸运。
老侯自幼衷情数学、物理，在清华物理系二进二出，曾经辗转台湾、香港，结果又回到了清华物理系就读，不可谓不艰辛，学习机会来之不易。但是这一切个人喜好、前程全部被他又放弃。无奈因韩战爆发，为了国家、为了民族，他参加了抗美援朝。
老侯用他20岁的青春挥洒出一个大大的“忠”字。
“文革”后老侯有机会重回中关村。北京是他熟悉的地方，他父亲曾在那儿做过警备司令，他本人曾年少时寻梦清华园，青年时又在数学所读研究生（跟张宗邃）。中科院的信息量和各种学术上的机会强过西安百倍，但是他放弃了，因为西北大学希望他别走。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老侯被邀请去南开大学陈省身中心。天津是他的出生地，南开中学是他熟悉的母校。去天津入伙，比势单力孤地留在西安自然要强太多，傻子都能看明白。可是他又一次放弃了，因为西北大学希望他别走。
西北大学是“文革”中唯一肯收留他的单位。他的“特嫌”身份让所有的学校却步，将他拒之门外，而西北大学收留了他。所以为了西北大学，他不会计较个人得失。旁人可能很难理解他放弃的是什么，做弟子的也只有看着他每每无怨无悔地去撞那堵墙，才体会得到他所放弃的机会对他意味着什么。
古书上说，旧社会的人们都讲究一个“义”字。我在老侯身上看到一个大大的“义”字。
别人可能不认同，老侯也从未对我说教过做人的大道理，但他的人格被我奉为榜样。在我的字典里，是够得上伟大。有忠有义，夫复何求？就算是平凡中的伟大吧。
侯老师，您放心走好。您留给我们的已然够多、够沉重，我们每个“老侯的学生”都不会辜负您。
公元二零一零年十月 于纽约
（作者：赵凯辉 编辑：陈朝辉）